第十章 我曾是你身旁美丽蝴蝶
一
我回到地处鲁北的能源学院念书时间不长，陈江宁就考取了教育部的公派留美研究生。此时，他的父亲正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弟弟陈江亭是纽约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的博士生。我的父母那时已从学院回到了北京，所以，陈江宁出国前，非要我住到他家去，明着算是让我给他看家，深一层的意思是——这就是你的家。
江宁最大的优点同样也是他的缺点，对事情的判断和处置相当理智，有时甚至显得近乎冷酷。他和弟弟江亭外向的性格形成很大反差，学院子弟中有不少人具有超出常人所不具备的理性特质，这与他们早年的家庭变故不无关系。他有辆自行车，我说：“我不骑自行车，你出国前卖掉算啦！”他说：“那不行！别人会以为我出国后不回来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妈呀！他考虑得真周全。
江宁长得一表人才——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父亲和弟兄又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的英才，自己马上又要去美国镀金，在院里的男孩子堆儿里算是相当出类拔萃了，成为女孩子们仰慕的择偶目标——求爱信塞进门缝的有之，托人转交的有之┄┄。江宁和我商量如何回应？我说：“有喜欢的吗？”他说：“有倒是有，这样即牵挂，将来办出去也费事，还是不考虑为好！”我说:“你小子真够绝情的！人家女孩子主动示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你可不能伤害人家。”于是，我们俩边商量边措辞，由我执笔写回复，基本套路是:先夸人家女孩子如何如何好，再扯自己配不上人家，决心好好念书。目前嘛，只想做个傻和尚┅┅。回想起来，真想掌掴自己几下。
1982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我魂不守舍地为开学第一天的英语测验做准备┄┄；次日，江宁将离开学院，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培训，然后飞往美国。
天已经很晚了，江宁才回来，身后紧随着一位30岁左右的女子。江宁向我介绍这位从北京来的大姐——她叫岳雅，与丈夫都是老高三的知青；丈夫叫郁西蒙，1978年考入学院的自动化系精密仪器专业，去年暑假回京休假时因感冒发高烧，到附近一家门诊部输液时，被携带脑炎病毒的蚊子叮咬，30来岁得了大脑炎，生命垂危，结果又硬生生地从阎王爷的家门口给揪回来了。这不，休学一年后又重返学校，由于身体孱弱，需要有人照顾。江宁和郁西蒙当年入学时就相识，大姐送老郁来学院，首先找到了江宁，而江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老郁托付给我。
我问大姐：老郁现在情况怎么样？大姐哽咽地说:“炎症侵蚀了西蒙大脑的部分记忆功能，他苏醒后竟然不知道我是他的妻子，只记得我是他原来在宁夏支边时一个农场的同事，可他对结婚前的记忆都十分清晰。
我心想：这回可碰上麻烦事了。但当我遇到大姐恳求的目光时，心一下软了，赶紧应承下来。人们常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光棍一个，无牵无挂的，能帮就帮呗！再说啦，古代先哲们说得好:“人生应该有两个特征，一是有目标有追求，二是当你老了的时候，有值得回味的经历。”我想，咱就两个特征并驾齐驱地一块去体验吧。
二
第二天上午应付完英语测试，我赶紧找上几个发小，把江宁送到火车站。告别时，这小子从车窗里露出一副春风得意的嘴脸——一时间离别的惆怅涌上我的心头┄┄。回到住处还没松口气呢，大姐俩口子就来了。
大姐买来了鱼虾、肉蛋和蔬菜，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美味佳肴，我们边吃边聊——实际上也算是与我移交西蒙的监护权。大姐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78级毕业生，此时必须赶回北京，到中央教育研究所报到。他们夫妻俩高中时分别就读于北京男四中和北师大附中，两校名冠京华，岳雅大姐是在生完孩子的哺乳期备战高考的，真乃巾帼不让须眉。
郁西蒙人長的仪表堂堂，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就是表情木讷，反映迟钝，病态毕露。西蒙早在1965年就被北京广播学院英语播音系预录取，靠得是纯正的英语口语和長相的五官端正。原本第二年高中毕业时，只要通过文化课考试，便可进入北广，结果那一年取消高考，使他的命运陡然急转直下，1968年支边去了宁夏。
席间，岳大姐关照老郁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千嘱咐万叮咛，要这样不能那样，体贴得无微不至┄┄。她听说我是学工业经济的，就劝我一定要读经济学原著，不要人云亦云，做墙头草。同时要一些国学经典，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她看我一脸的茫然，基本能断定我对国学的认识整个是一棒槌。于是循循善诱地开导我，还举例说明：《论语》是一部国学经典，讲“修齐之道，安邦之本”；《论语·里仁》篇有句“讷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君子——话语谨慎，做事行动敏捷。这与清华大学日晷上的铭言“行胜于言”有异曲同工之意，“行胜于言”不是不言，而是言必求实，以行证言。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行成于思”；这正是国家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髓和要义。
她还讲：刚开始读《论语》的时，要循序渐进，理解其文意，比如古代管织物的直线叫“经”，横线叫“纬”，《论语》里讲的“经世纬国”，就是规划和治理国家的意思。通过，感受其氛围，以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心灵，触动自己的心灵，最触动你的话语，就是你最应该读、最应该体会的话语，这是初读《论语》很重要的学习方法。岳雅大姐作为女性，竟然对传统文化典籍有如此的见解和洞察力，真令人佩服之至。
开学后，79级的学生进入最后一年的冲刺，西蒙这个学期有5门专业课。我去见了他班上的辅导员，很幸运，是他78级时同班同学。他对西蒙做了悉心的安排，在班上成立专门小组帮助西蒙。79级班上的大龄学生已凤毛麟角，西蒙宿舍里尽是不到20岁的小同学，我找他同宿舍的几位室友进行促膝交谈，他们都满口应允在生活上关照老郁。
周末，我会接西蒙来我的住处改善一下生话，然后在这儿住上一晚，洗个澡，换洗衣服，同时发给他下一周吃的药。
慢慢地感觉——我们俩就像一对患难兄弟。多年以后，当我看到《雨人》这部电影时，眼窝里一下充满了泪水。郁西蒙很安静，也很听话，有一次我俩躺下后，他在黑暗中告诉我：“当他从病中苏醒过来时，大姐就守护在他身边，他还以为对方是护士呢？感觉很亲切，但好像又很遥远┄┄，生活在一起，自己对她总有股子相敬如宾的感觉。”我安慰老郁：“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再说，你们都有孩子了。”他叹口气说:“妻子家顾及脸面，非让他读完这一年，其实他对这些知识内容没有什么印象，好像都是陌生的，学起来很吃力，只能咬紧牙关硬挺着┄┄。”
有一次，他悄悄地告诉我一个秘密——1948年，还在襁褓中的他随父母亲去了台湾，按照上级指示，父母参与创建了**台湾地下党组织。1950年党组织遭受敌人的破坏，父母抱着他撤离了台湾岛，从香港返回大陆。听完后，让我惊讶得合不上嘴。
闲暇时，他会动情地向我讲述他曾献出青春的贺兰山麓——贺兰山位于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处，是宁夏平原的西部屏障，平均海拔2000多米，巍峨壮丽，树木葱郁，青白如骏马，在此繁衍生息的北方部族称骏马为贺兰，故名。山上林木蔽空，泉水潺潺，景色秀丽。山下则是广袤的塞北荒野，蒙古高原袭来的风沙一年到头刮个不停。西蒙所在的平吉堡农场，位于银川平原引黄灌区中部。一天劳作结束后，知青们喜欢在黄昏时分，沿着无边稻田的小径漫步。此时，夏日的燥热慢慢退去，他们沐浴着山谷季风，眺望远方，夕阳下的贺兰山露出连绵的古铜色脊背，好像在宣示大自然那亘古不变的神秘和浩瀚。
休假日，西蒙常约上几个要好的伙伴进入山里，寻访珍贵的树木，领略贺兰山的壮美风情——在2000米以上高山处，阴坡生长有成片的油松林、云杉混交林；在2400米的高山阳坡上，生长着浅绿的山杨林或山杨；他们曾在山中寻觅到一片少有的、珍贵的云杉林，云杉林中劲风飒飒，涛声阵阵，犹如钱塘大潮汹涌澎湃┄┄。
老郁在精密仪器专业的“认知沙漠”里艰难地跋涉——本学期已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了，还有一次补考机会，老兄，一定要坚持住！
三
寒假到了，我和老郁一起乘火车回京。北京站有趟公共汽车正好途经府右街，大姐早早就在车站上等候了，我们在寒风刺骨的站牌下进行了交接。为感谢我这些日子对西蒙的照顾，大姐约我两天后到她家吃饭。
我如约而至，到了约定的大院门口，一瞅——好家伙！这可是国务院宿舍呀。大姐迎出来接我，边走边聊——她父亲早先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母亲曾是国管局的负责人（已去世），所以住在这里。正说着我们来到一幢50年代的苏式住宅楼前，大姐家就住在这栋部长楼的二层。
岳大姐的父亲70来岁，气宇轩昂，举止儒雅，一副知识分子老干部派头。他平静地向我讲述他的革命经历，令我肃然起敬——1923年只有17岁的他，在李大釗推荐下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与从法国来的“旅欧少共”主要成员、以及国内来的革命青年成为同窗好友，并在学校加入了党组织。回国后曾担任**早期领导人的秘书，在江浙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才得以出狱，成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分管外事、外文委和统战工作的负责人。解放后历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長，国务院副秘书长。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会長。
席间，老人感概万分地说: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不是让国家和人民遭受动乱带来的灾难，也不认同“越穷越革命”的观念和让经济停滞不前的做法，更不允许“做后门”和“官倒”等**现象的存在，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现代文明国家。这是一位革命老人对未来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真实心愿和期许┄┄。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新泥。” 春去夏至，老郁踉踉跄跄跄地毕了业，被安排到国家专利局工作。而岳雅大姐则继续领跑她的精英人生，1983年考入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比较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她是我国现代比较心理学的先行者。她的教育理念鲜明、中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倡导部分中学实行“男女分校”制，让孩子有充分的权利选择成长阶段多样化的教育方式。
我则从学院毕业后回到企业，与大姐和西蒙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1986年岁末，我在北京短期培训期间，前往大姐在中央教育研究所的宿舍作客。刚进家门，眼前是一个零乱不堪的房间——衣物、玩具摆的、堆的到处都是┄┄。完全应该理解，大姐一个人照顾着“老小”两个小孩，此时他们的儿子郁飞刚满九岁了。
岳雅大姐向我发牢骚：“单位重点培养35岁及以下的年轻知识分子，自己研究生刚毕业就被划到中老年知识分子堆里了！”她倔犟的性格难以接受这种“一刀切”的按年龄的归类方法，这或许也是她后来选择出国留学的原因之一吧。
临别时我说了一句表示同情、但不是很恰当的话，我说:“大姐，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她听后显得很不高兴。我走的时候她没送我，只让老郁和郁飞爷俩儿送我到附近的公交车站，我和老郁、郁飞依依惜别。
1990年，我收到老郁从美国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来的一封信——我这才知道，大姐在1988年40岁时，被美国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前往美国攻读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半后，大姐又把她今生呵护的“两个孩子”全都办到了美国。我由衷地敬重她，祝福她们全家在旧金山湾区的团聚，正可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四
20年了，我与岳雅、郁西蒙夫妇再未谋面，给他们去信没有回复。偶尔，我会在《光明日报》上看到大姐撰写的外国教育心理学研究综述的文章，也从《世界知识》杂志上过她介绍美国风土人情的游记。不久后，我调回北京工作，闲暇时常会想念他们，回忆与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80年代的北京，有一胡同幽默段子——说的是一个外地年轻人问路，见到一位中年女子，憋了半天不知该如何称呼对方，最后鼓足勇气问道:“大妈，成府路东口咋走？”只见中年女子杏眼瞪得溜圆:“谁是大妈？我还沒结婚呢，叫我阿姨！”然后她才会热心地给你指路┅┅。
你猜对了，她就是女知青。咱身边就有这么一位学院姐姐，她叫楚玫，从小一个院长大的，说话没戒心。有一次，我问玫姐：“当初为什么没结婚？”她说:“插队时不敢谈，怕上不了学、回不了城；上了学后发现，班上就没有和咱一个年龄段的男生，都比咱年纪小；工作后到单位一瞧，又没和咱学历匹配的适龄男人，所以给耽误了。”她告诉我:“单位给她分了一套房，自己前些年贷款又买了两套一居室的小房子，今后准备自己给自己养老送终┅┅。”听完她这番话，我心里堵得慌。几年后遇到楚玫姐，她悄悄告诉我——她结婚了！一脸的幸福，现在住在男方的房子里，她把婚前财产三套房全出租了，租金是这个数——她用手比划着。我打心眼里为她高兴！早就听人说过，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是“男人不懂装懂，女人懂装不懂。”看来，这话还真有点儿道理。
有一次遇见楚玫姐，突然想起来她也是北师大附中毕业的，忙问她认识岳雅吗？楚玫说认识，不是一班的，但她会帮我找到她。楚玫很快通过师大附中网站找到岳雅的联系方式，我终于和岳大姐在网上联系上了，我们惊喜之余，大姐无不遗憾地告诉我，15年前她和西蒙就已分手了┄┄。
2008年奥运期间，大姐携美国夫君到京，我们两家人重逢。大姐的儿子郁飞英气逼人，标准的帅小伙，回国创办了一家中美合资公司；结识了大姐的美国丈夫arvin，岳雅大姐博士毕业后进入美国南方一个州的教育局，在那认识了arvin，并走到一起，她还担任当地一所中文学校的校长。然而老郁的缺席，令人感伤万分┄┄。之后，与大姐多有联系，她每次回国，我们见面时都会进行一场中美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她依然谈吐睿智、举止得体，葆有东方女性之美；但每次提到西蒙，她的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2013年秋季的一天，郁飞来电话，他父亲回京，想一块聚聚。我们老哥俩终于见面了——老郁拄着拐杖，老迈虚弱，步履艰难。他这些年一直在旧金山湾区做环卫工人，已退休。我问他平常怎么解决吃饭问题？他用柔和地目光看着前方，缓慢地说:“中午去老年餐厅，吃完午饭后带走一份晚餐，晚餐剩下的，早上用微波炉热热吃。
老郁临行前，郁飞劝我不用送他父亲了，我坚持去了机场。老郁坐在一辆轮椅上，郁飞帮他把所有的证件和钱物挂在胸前的一个小包里，压低声音对父亲千嘱咐、万叮咛┄┄。
当空乘姑娘用轮椅推着西蒙离去的那一刻——我的耳边，突然缓缓地响起一曲萨克斯吹奏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