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周文王地处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统治着汉水东面的地方，方圆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义的政策，割地予徐而朝见徐偃王的国家有三十六个。
楚文王害怕徐国会危害到自己，便出兵伐徐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
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驯服，大禹主张用强大的武力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动用武力，不合乎道理。”
于是便用三年时间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被打服了。
到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销甲不坚固的便会伤及身体；这表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只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
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跟着改变。上古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候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当今社会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
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
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
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
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
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
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军事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
人们一向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
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
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
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
鲁哀公是个昏庸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反对的。
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这样昏庸的人却成了君主。
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和智慧，而是屈服于他的国君权势。
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
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
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
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
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
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
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
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
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上百镒的滚烫熔化了的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会伸手去拿。
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
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总能兑现，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
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
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