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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要下雨。
也许不会。
谁说的准的。
九月二日下午两点四十九分。坏消息是距离下班还有漫长的两个多小时，好消息是今天周五。窗外乌云密布，偶尔传来几缕呜咽的风，捎带叶落满天纷飞，不甘就此沉沦的沙沙声。声音直直穿过马路，又空又冷的车行道，又空又冷的人行道。时有时无中，渐远渐细；飘渺间，化作尘埃与透明。专属于上班高峰期的油绳尚未燃尽，柏油路上，来往车辆的尾气与轰鸣，就已渐渐稀疏，行人也渐渐稀少：遛狗的老人、遛猫的闲人、遛婴儿和婴儿车的女人、遛影子独独为乐的男人。哦，差点忘了，还有十字路口中央、做着夸张手势的警人，抽空羡慕着相谈甚欢的一对友人。没有预约，却在同个红绿灯下聚在一起；短暂的相聚，会在下个红绿灯下分离，各奔故事的南北东西。只留下一两盏孤独闪烁的红绿灯，努力维持着最后小众的秩序。
大地的往日生机、盎然的夏的残意，在这儿通通戛然而止；只有一两只白日的流萤飞过，飞过羸弱的午后的阳光，飞过璀璨的花花草草，溜进了依旧繁华、依旧灯红酒绿的大医院里去。
宽广的高楼的背影，宛如萤虫眼里的窗。
风搅着萤虫飞翔。
窗与窗隔空相望。
风吹窗响。
护士起身，绕过襁褓，小心翼翼地把它关上。
初生的婴儿在襁褓里啼哭。
遗憾的是，我且不知那啼哭的婴儿是男是女。
怀抱同样的遗憾，我且不知那关窗的护士是男是女，芳龄几何，有没有留着一袭美丽的长发，长发是否及腰，是否还在等谁将它盘起——是飞在碧海蓝天白云上的伟大理想家，是踱步在铣床前的务实主义者，是优雅的画家，是邋遢的作家。是苦于耕耘的农民，还是静望丰收之年的政客？是与她共事多年的医生，还是无业的游民？我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此刻有人正看着她胡思乱想一样。
此刻的胡思乱想，源于长时间溃烂的思绪，世事无一的百无聊赖。十几分钟以前，我还边看着眼前的电脑，边翻检着手中的厚厚几叠来信。腰酸背痛，头沉眼乏。这种滋味并不多么好受，可偏偏对专业二字的痴迷，早已像毒菌一样侵入骨髓。而明知是病，却又巴不得病得更深。长此以往，却又难说在循环的，究竟是恶性还是良性。不难说的，是在这恼人的疲惫中，夹杂着对跳槽离开的前同事的愤慨——虽然时隔多日的又一个下午三点，对于这位“前同事刘某”，我还是只知其姓不知其名。
时隔多日的又一个下午三点，我终于还是离开了挂着蓝色编辑部牌子的那间屋子——就是三楼最里面的那间屋子，离开了靠南的位置和孔老夫子深情款款的注视。部长终于还是决定让——放眼公司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论文化水平还是字体水平都要略高其他人一点点的——我临危受命，接下刘某留下的那一份无人愿接、无人可接、无人能接的苦差事。话说至此，我绝对没有任何自吹自擂的意思，当然你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一个人可以控制一个人嘴边说的话，控制不了他心中的想法。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当初，刘某对总编保证只要加薪他就不会离开，最后还是离开了吧。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申部长主动和我搂肩搭背，笑嘻嘻地说：“小子，我们编辑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跟我干吧。”最后还是选择弃我而去了吧；最后还是要赶我上架，一直晾挂到新同事前来报道那天。鬼知道那是哪一天。上一次说重组市场部，可招聘消息在人事局的招聘栏上、在各大求职网站上，孤苦伶仃的挂了两个多月，前来揭榜应聘的人依然寥寥无几。只有两封弥足珍贵的邮件被发到了社长的邮箱；那是社长不愿提及的沉痛的过去。其中一个乃一名年轻的大三在校生，但是他只想做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兼职；另一个对合同里的工资不是很满意，尽管社长一再保证：“你放心好了，社里的各种奖金也是很可观的。”
奈何人家不信。
总之，都怪他们，那名学生、那位老兄、果断叛逃的刘某、精于嘴上功夫的申部长；都怪戴副眼镜，装近视兼装文艺的小五；都怪当社长问到“谁想去审辑部工作一小段时间”时，果断把我出卖的二哥；都怪撞倒花瓶后，肇事逃逸的小白——一只可敬妹收养在社里的白色的流浪猫——成功给了部长一个脚底抹油、不留我推辞的好机会。说来也怪我自己，戒不掉的烟，戒不掉的随遇而安。
其实我从来不吸烟，只是觉得这话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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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辑部的工作远比想象中无聊。
几年前，某位德高望重的大作家在他的微博上时隔多月再次发文，重点抨击了现在的部分纸媒在选择来稿时，只注重文章作者的知名度而非作品本身的质量。起因是他的某一篇稿文被某家不长眼的报社给退了，第二次原封不动地再次投稿，竟又被录用了。前后两次投稿的唯一区别，只在匿名和署名间。这件事在网上并未掀起多大的风浪，据非专业人士统计，评论转发那条微博的人加在一起，还没有他们村头猪场养的乳猪多——当然，人是万万不能和猪相提并论的——但却在圈内四处传扬。因为老先生向来口直心快，无惧报复与诋毁，点名批评了“某家”不长眼的《夕阳晚报》，使后者一时成为笑柄。人们喜欢笑话别人，又怕别人笑话自己。所以社长叮嘱新新的编辑们在审稿的时候，一定认真认真再认真，仔细仔细再仔细，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只负责审稿的审辑部。这是其一。其二是编辑部的前副总编辑、于去年十一月份光荣退休的康敏康姐曾经有次慧眼识珠，从茫茫来稿中挑出了一篇别有新意的短文——著名青春派作家子芽的著名处女座《雨》的著名序章《风》，使得杂志社名利双收，尝到了大大的甜头。所谓“前人栽树，后人遭殃。”不放过任何一篇来稿，说不定能找到隐藏于茫茫大海的珍珠。其三是回信——此举是对决定录用和没有录用但质量上乘的来稿提供的特殊人性化服务。我喜欢回信，仅次于寄信，追逐文艺的私人怀旧，沉迷笔尖爱抚纸面的温柔。然而，如果短时间写得太多，也是如何都遭不住的。手麻暂且不提，眼会酸，颈会痛，可怜的脑髓会尸横遍野。
细思极恐。幸运的是，周中的例行会议上，经过一千多个不眠之夜的思索踌躇后，社长终于痛定思痛，像是下了自他老人家出生以来仅次于买苹果还是买香蕉的伟大决定一般，下令趁这次百年难觅的契机，扩招怨声载道的审辑部，以减少该部门同事的工作压力和刘某们的跳槽离开。不幸的是，在那真的发生之前，我想自己还得就这样默默地忍受几天、几周、还是漫长的几个月？细思仍是极极的恐。而一想起上次市场部的失败前例，一想起因为过多的工作导致今天中午我和部长都没能抽出空来回家休息，这恐便又无端更骇人了些。
话虽如此，接受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寻欢也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比如美丽的景。
比如调皮的猫。
比如倒过笔尖击打桌面，聊胜于无的聊以自娱。
比如审辑部唯二同事之一的田宇——这个还是算了吧，部长他是出了名的闷油瓶。
比如审辑部唯二同事之一的为纯——可惜他被抽去做实地采访了。
这个点也差不多要回来了。
为纯，性别男，单身，年龄不详，估计二十五岁左右，营安本地人，全名孙为纯——这我还是知道的，你总不能因为我不知道社里某一个人的名字就错误的判断我不知道社里每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偏见，这是极不公平的。那只是个特例。为纯也是个特例。不仅是因为他的名字：“为”读三声，尽管新华字典里，为字只有二声和四声；更因为为纯是社为数不多的低材生——我很想在这句话后面加个“之一”，但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不能这么做。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以免个别人士误会了我的表达——事实上，我并没有像你刚才对我抱着偏见那样抱着偏见对待我可爱的为纯朋友。逆袭远比童话更加引人入胜。但你知道，于泥潭盛开的花，花柄难免粘带淤泥，例如隔三差五地迟到，例如不讲卫生，例如不动声色的吹嘘自己，例如不切实际地眼高手低，例如那张古怪无常的脸。
例如八卦，什么“阿卉被开除了，因为她没按照部长的要求写稿子”，什么“镇图书馆门前新开了一家音乐厅，镇长亲自去剪的彩”，什么“总编要要跳槽去上海的一家大报社，年薪接近翻三倍”，什么“萧陆走了”。
总编不可能离开。
阿卉确是离开了；不过是转会加盟了一家私人书店，当起了她的老板娘。老板是个精神总处于焕发状态的小伙儿。我曾有幸和他打过一次网球；不过就一次。吃饭倒有几次；可是也不多。阿卉很擅长做饭，是个贤妻，日后也必是良母。
图书馆门前也确是新开了一家音乐厅；一家洋溢着莫气和贝风的古典音乐厅。剪彩的也的确是镇长。镇长痴迷于古典音乐，就像萧陆痴迷于写诗。
说起萧陆，他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很多时候，我都搞不懂他到底是我的邻居，还是我的朋友，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都搞不懂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邻居多一些，还是朋友多一些。当阳光明媚的早晨，身着正装的我去上班，会和栅栏另一面，倚在墙沿、通常无所事事的他打声自诩亲切的招呼，互道一句仿佛永不腻的“早上好”；当中午和晚上，下班回家的我同样会和栅栏另一面，同样倚在墙沿、同样通常无所事事的他，打声同样自诩亲切的招呼，同样互道一句“中午好”或“晚上好”，同样仿佛永远不腻。前提是萧陆如果还待在自家院子里的话——除非突发意外，萧陆都会一如既往地待在自家院子里。他是闲人，没有工作；他是新人，没有朋友。周末和节礼日，萧陆会邀我去玩，虽然更多的时候，是要我带他四处闲逛。我们初相识的那一天，我已经在营安住了二十一年，他却初来乍到不到二十一天。萧陆自称来自南方，闭口不谈哪个地方。南方有十几个省，上百的市，上千的县，上万的小村。就算一个个问来，也定要花费不少时间。所以我才不那么做。萧陆说他最敬仰的人是民国时期的鲁迅，他说他最喜欢的一段话是先生写在《在酒楼上》里的“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倒是反来挺契合他本人的。
萧陆的最大爱好是写诗。
某一日，我把他的部分诗打印成册，送到了社长的办公室里，连同下月上旬的样本刊一起。诗集是上午送过去的。下午，不等我踏入杂志社的前脚落地，就被社长拖人喊了过去。那一日，是五月二十五日，两年前的五月二十五日。你看嘛，明明时间还没过去多久，偏偏早已物是人非。哪一天并不多么重要。再说，又有谁会无聊到花功夫记它于日子的繁忙里呢？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发生，只是当某些足以让你好几年都无法轻易忘怀的事情恰巧赶在同一天发生时，“难忘”就难免被贴上“忘”的标签，蛰伏在未来，某个突然憔悴的半午；又如病毒寄生脑海，某个突然袭来的回忆中。待明日，待明年，这半午便成了另一个回忆。只是它从不会来，它同样只是无数个已经被遗忘的、借以回忆的回忆中的普通一个。
社长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太阳自银河彼岸折射进屋内曼妙的光。他点燃了一只烟，那是打初中起就养成的习惯。杂志社里是不允许抽烟的，只有两个地方除外：吸烟室和社长办公室。
“这都是你写的吗？”
“不是。”
“那是谁写的？”
“萧陆。”
“谁？”
“萧陆，我的邻居。他才搬来营安没多久，现在住在我家边上，冯姐的另一间出租屋里。”
“小冯新交的男朋友？”社长试探性地问到。
“租客。”我回答。
社长若有所思，没有再说什么。
傍晚，当我把附赠刊和稿费送到萧陆家里的时候，他表现得很淡定，一如既往地从容，甚至没有质问我为什么在没有征得他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就私自决定了诗集的未来。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或许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以拉近我们之间那时暧昧的关系。不过萧陆还是拒绝了杂志社约稿的请求。这请求不是我提出来的，我甚至没有向社长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明知萧陆不会接受，他追求清闲的日子。我告诉他说：“就算日子再清闲，首先也必须要有足够的钱花。”他却不管这些，他仿佛很有钱，从不拖欠房租。我没见过他上班，也没见过他找工作。他仿佛很缺钱，尤其是在遇到子凌之后。说到萧陆和武子凌，那真是一段浪漫的往事，虽说于我有些凄凉。他们是在——
等等，子凌知道萧陆走了的消息吗？
等等，萧陆走了！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别逗我了。”为纯从饮水机里接出了满满的一杯水，酣畅淋漓的大饮一口后，回到了自己的位子坐下。
水机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谁告诉你的？”
“冯姐。”
“冯姐？”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不是要和张育一起去采访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慈善会贪污市民善款的事情嘛——话说我也有够幸运的，因为昨天原定去采访的人是张育和小五，但小五临时请了病假。据我所知，他是在换灯泡时不小心摔断了腿。”
“这和冯姐有什么关系？”
“冯姐是慈善会的副会长。”
“我怎么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难以置信，不是吗？半年前的那场‘合理公益’活动中，冯姐可是主力；如今她却成了公益的主力。所以说人，尤其是女人，真是一种善变的生物。我可不是针对冯姐啊，我只是有感而发而已。言归正传，今天早上，为了工作能顺利完成，我和张育早早来到了镇北二十四街，营安民营慈善会的大楼前。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我们，义正言辞地说什么工作日期间闲人免进，我告诉他我们是记者，是来做采访的。很明显这位瘦瘦高高的保安才刚上岗没多久，因为他既没有让我们出示记者证，也没有问我们是否有提前预约，甚至连慈善会里除了他就只剩下一个会计和两个保洁阿姨的事情都不知道，否则我也不会大楼里漫无目的地瞎转了一圈又一圈。因为没人，所以我准备去找张育一起离开，却听到他喊我过去。在慈善会职员墙的第二栏上，冯姐的照片赫然在列，照片下面，写着‘副会长’三个大字。惊喜之余，我马上给冯姐打了电话，她隐约地有点——怎么说，扭捏？像是很想拒绝又不好意思拒绝。她说她在赵街，我和张育立即搭公交车赶了过去。我们在郊区路站下了车，差不多走到你家旁边那个拐角口的时候，远远看到一辆写着‘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几个穿着绿色工服的人抬着箱子走来走去，冯姐就站在一边看着。
是的，萧陆走了，他是在坐大巴车离开营安以后，才发短信告诉了冯姐，委托冯姐把他留下的书和家具，还有日用品什么的，都捐给福利院。萧陆是个十足的好人，人们却对他充满了各种误解。”
“他这人就是这样。”
“我不敢苟同。人是群居动物。一辈子，漫长的几十年，总不能连死后参加自己葬礼的人都凑不齐吧，想想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话不能这么说。”
“你们在聊什么？”我正想反驳，审核部门突然被人推开，紧接着就看到副社长侯武节漫不经心地走了进来，带着他那标志性的浅浅的微笑。
“没有什么，只是一些工作的事情。”为纯不慌不忙地回答，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话里面的矛盾。
显然侯社长也没有注意到，要不他本来就是随口一问；侯社长很快袒露了自己的目的：“大家打算下班后去医院看望小五，你们两个要一起吗？”
“好。”为纯说。
“不了，”我说：“我还有事要忙。不过可以的话，帮我给小五带份礼物，回头给你报销。”
“没问题——田宇呢？”
“他没在办公室吗？”
我环顾四周，部长果然不在——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之后的一个下午，我都没有见到部长。
……………………
傍晚六点二十七分。
总算迎来了期盼许久的下班和周末。
走在闹市街上，一家咖啡馆门外，有人在高声打电话，引起了路边人的不满，他说了句抱歉，却没有要降低音调的意思。孩子背着书包，牵着妈妈的手，不开心或是因为晚上的功课。倚着灯杆抽烟的人还在倚着灯杆抽烟，路边人还在路边走着。一对女士在探讨今天的晚餐，一队男士在回味昨日的酒会。等巴士的人还在焦急地等着巴士，西装是比黑夜更灰的白。向前向后的车辆依旧络绎不绝，井然有序的缓慢前行。警人在指挥繁忙的交通，红绿灯是最忠诚的狗。遛狗的老人还在遛狗。他抬起了头，看着天，忽然想起昨天的夕阳。
昨天的夕阳噬了今天的太阳。
他忽然想起下雨。
一场暴雨即将邂逅人间的晚夜。
他忽然想起买菜。
菜市场的小贩一声叹息，大风不识趣地骤起。
今日的风和往日相比，要异常的凛冽一些，仿佛是为了刻意迎合即将到来的秋天。秋天算不得久违，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触碰到她，在每一个孤独寒冷的夜。已逝的夕阳与盛夏渐隐之际，寒流缓缓袭来，自苍穹的另一边，时间的另一桥段。于是群山溃败，花和暖温一起跌落。起伏的山的顶沿，串成一条长无影的线。大地是它的起点，大地是他的终点。月光从线上划过。拂拭散石的尘土飞扬，皎洁明亮，如笛声中的白画，倾倾撒撒，却也终被残枝剪的稀碎。闭耳倾听，是孑然了寂的安宁。千灯无言，万鸟无声。这场景，其实并不常常发生。
回到其实也并不常有谁光顾的家，灯和空调都还处于早上离家时的静止状态。打开灯，再打开空调；关上门，再关上窗。一切仿佛未曾改变。失去左半只眼睛的棕色玩偶熊依旧不知道丢到了哪个地方，电视上还在放映着昨天放映的苦涩爱情剧，灰姑娘还在等着她的王子，王子还在思念着她的爱丽丝。试着把身体完全交给沙发，白日的疲惫和黄昏的倦意终于还是不堪黑夜的鼓噪。卧室床头还有几只待洗的衣袜，散发着淡淡的男人的臭；漏水的马桶还在滴答滴答，漏着清澈的水；闹钟需要新的电池，粗心的主人竟一时忘了是五号还是七号。
我喜欢待在家里的感觉，但不是这种。
我拿起手机，简单想了想，又把它放下。
工作之余的闲暇生活，以前求之不得，现在找不到事情做。或许可以打开静静躺在卧室床头的那台电脑，翻阅几篇尚未翻阅的稿件，以减轻下一周工作的负担；可是我却没有。并非不思进取，只是懒惰更懂得如何抓住一个二十一岁少年萎靡的心。
倘若萧陆在，他肯定会举双手赞同。
人们总说他懒，人们总劝我离他远点。人们总是这样。有一天，我喜欢的歌手发布了一首好听的新歌，我便想着怎么分享这首歌，让身边的朋友们都听到它，共享这份快乐，不在乎换来的是否只是一句敷衍的好听或一句随口的还行。于万千偶像中独睐的偶像，原来正如于万千人中独烙入脑海的那个他。偶然爱上一颗夜的星，拂晓或从此不比黄昏值得等望，光明或从此不比黑暗值得歌颂。
举世的真理，就像虽然已过多个十年，跚河依旧在沉默中独自流淌，穿过大半营安小镇。淑雅的河水注入城北的蹒跚湖，从另外一边流出，是名蹒河。就算再过多个十年，窗外还是会传来蹒河倔强的水流声，恰若此时此刻。人们还是会记得蹒跚湖兴起的地方，记得从前，在京都的雾霾尚未严重到万人争相随波般口诛笔伐的时候，在他们尚且真真年幼无知的时候，那儿还只是一片半荒凉半繁昌的洼地，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一样繁多且聈长。零星几栋有人居住的房屋，往往升起几缕轻盈的炊烟袅袅；炊烟往往自顾自飘向一望无际的蓝天，化作几天后的几朵白云。白云之下，往往无规律或有规律地坐落着一座一排或几座几座大大小小的工厂。工厂往往嘈杂。污染往往从这儿起。或真或假。
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几百字的文章，足以让几百无辜却有罪的人失业。他们个个都身背新世纪的罪，他们个个都不知自己身背新世纪的罪。他们个个无罪，他们个个都是羊，单纯的羔羊与待捕待杀的成年山羊。每一个前年的年末，每一个后年的年初，最清闲的日子孵化最感慨的嬉笑言谈之时，大的工厂和小的工厂终于不再被区别对待。被紧闭的铁门，无意沾染的雪花，洁白无垢的美丽轻盈，还有晨雾与晚霜，都无法冰封他的慷慨——纳入冷日下寥寥的光，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迎接一年一度的十几万万人的狂欢。这狂欢，繁荣一如昨日待续的繁荣，喧闹一如记忆深处的喧闹。而待世界再次安静下来以后，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你会看到薄如蝉翼的夕阳红，你会看到夕阳红中，不死不熄的火烛，依旧散发着微弱的光和局促的温暖。是无声的祷告，是终究难逃的无应无果。
如果所有的祷告都终究无应无果，为什么这世上还有那么多人在做？我不解，直到某一天的初中语文课上，不怎么爱说话的语文老师讲到《桃花源记》的那天，直到祖父老去、魂归故里的那天，直到我遇到萧陆，和他成为彼此故友的那天。时光妙不可言，那些我们苦苦思索着的难题，原来正是其他某个时候苦苦追寻的答案；那些我们苦苦追寻到的答案，原来正是其他某个时候苦苦思索的难题。
暴雨终临人间，无人在想如何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