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本章中有几个很大的话题，因篇幅的缘故就不在此展开叙述了。
这一章写的很不好，因为内容间的过渡非常不自然或者说太晦涩，有时间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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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放任众贼虐杀，是辛三有意为之，如此固然会有些耽搁，可瞧瞧周边诸人面色，经过这阵“猫戏耗子”的游戏，士气明显提振。
对任何个人及组织而言，士气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路任何行业，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没有士气，没有激情，那么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注1），无论是对绘画、音乐、雕刻等艺术品创作而言还是对科学研究来说，都是这样。
当一个画家觉得画某样东西很乏味，那么画出来的东西就会真的很乏味。例如画一幢建筑，若从每一块砖头画起，当画到一半时就会厌倦，一旦失去了士气、激情他便不再精心刻画不同的砖头，而是草草结束，因此就只能得到一副失败的作品，所以说士气是设计的关键。（注2）
而士气对军事，对战争的影响则更甚之，可以说无时无刻不被士气所左右。
孙子曰：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注3）
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注4）
曹刿曾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注5）
拿破仑说：“每次战斗中都有这样的时刻：最勇敢的士兵在极度紧张之后也有逃跑的愿望，这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是由于对自己的英勇精神丧失信心才产生的，但是，某种微不足道的情况，某种口实却足以使他们恢复这种信心：高超的艺术就在于创造这样情况和口实。”（注6）
类似的记载遍布史籍，军心士气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言，它是战争中最强大的无形武器，它无处不在又不可触摸，它是既能毁灭自己又能毁灭对方的双刃剑，谁能熟练高效的操控它谁就能取得胜利。
无论是吴起为士卒吮疽，刘邦对韩信推食解衣，还是铁木真杀人屠城等等，这些都是激励己方士气，消弱彼方的手段，至于所谓的爱兵如子，身先士卒与之同甘共苦，倒履相迎之类的也皆是为此。
手法千变万化，虽然有效，可也都是低级手段，是操控士气的术，其皆出于道。
司马法言：“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于失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于正刑。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注7）
讨不义，诛有罪，以正义伐邪恶，代天行道，令上下同欲，这是非常高明，非常强大的方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在各个主要的文化系统中一直无解。
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故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注8）
这就是顶层建筑，只有从文化、治政、经济、军事的制度做起，令法度规则合于天道自然，才能真正的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一旦功成，要达到“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注9）的水平就不过是小菜一碟了，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正常。
毕竟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其并非关键，而“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礼力说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患同利以台诸侯，比小事大以和诸侯”（注10）才是基本形态。
进行战争就像是娶妻，而最后双方交战则只不过就是挑起新娘子的红盖头而已，重头大戏差不多都在前头，即自始至终彼此都在交战，双方硬碰硬的作战只是其中一个环节罢了。
所以，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成就胜兵绝非易事。有赖于上天神灵的庇佑，战前战中战后的宣传鼓动纵横捭阖，使者说客间谍呕心沥血暗战交锋，谋士武将的殚精竭虑隳肝尝胆（？），无数人力财货的消耗，等等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的合力最终造就了胜兵。
孔老二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必需为存在的事物起个名字，否则连话都说不出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所思所想的都是特殊的个别的事物，而这样的事物是无法表达的，因为语言中只有普遍的东西，而名称就是普遍的东西，它把复杂的东西变成简单的东西，每一事物通过最初赋予它的名称才获得它的明确性（注11）。
如此，一切事物的根据就都不是直接呈现在意识前面的，因此心灵本能的不满意，总想要进一步追寻到它的后面，希望知道那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期望把握它的本质，因此我们便加以反思，以求知道有以异于单纯外面的内面所在（注12），比如士气。
士气对人类社会是如此的重要，可这个词又掩盖了太多东西，既然本质必需表现出来（注13），那么在士气这个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人可以面对刀山火海而勇往直前，可以面对敌人斧钺加颈而从容不迫，也可以因为几句话而慨然赴死，这都是思想在起作用。创造巧夺天工的事物，知晓最遥远的距离，理解无形的形象，这都是思想的威力。
人兽之别就在于思想（注14），只有人是能认识普遍性的普遍者（注15）。
心灵是世界的原因，心灵天然的追求深刻（注16），追求善，于是种种思想应运而生（如世人皆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等），虽然不正确却也令全世界都天翻地覆。
道德仁义礼，这些都是思想，于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什么重于泰山？什么又轻于鸿毛？进行规定的是这些思想，是思想规定了何为重又何为轻。
人之所思所想所欲求，所见所闻所听所感，一举一动一颦一簇全都是思想的产物，可是“上士闻道，谨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注17）。
道是永恒的，他一直就在那里，如亘古以来的日月星辰，不同的只有人，有人看到有人看不到，这表明人生而不同，而内在的理性不因外在的教化而发生丝毫变化，要知道，无论在任何阶段的文化或精神发展里人都是理性的人（注18），而知识只是回忆（注19）。
……
所处的环境不同，需应对的情况不同，其中的人也不同，关键的是背后的文明的精神不同，如此，激励士气的手段自然也千差万别，可是虽然手段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殊途同归，这就是所谓因材施教吧？（笑）
要知道，手段是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工具被保存下来，但工具的效果是暂时的（注20）。所以，至于别人怎么看，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反正辛三是不在乎的，比这酷烈百倍的事情都做了不知多少，他怎么可能在意这点小细节？在解决掉这些土鸡瓦狗之后，没有丝毫耽搁，他即刻下令撤出城内。
作为一个积年巨寇，一个资深马贼，一个手下近百人马，纵横山东多年的大豪，不能说他已得兵法之三味，却肯定是初窥门径了。
兵法是实践的科学，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学，其关联众多，他虽然读过两本兵书，可那又有何用？像是战国时赵国的罪人赵括那样的，不过是读了几本书便就夸夸其谈飘飘然目空一切，殊不知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注21），结果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长平之战因他之故直接导致国战失败，令赵国青壮年尽丧，他自己落得个军败身死的下场不说，还徒留一个纸上谈兵的反面典故给后人（注22）。
辛三不同，他是刀山火海死人堆里杀出来的，搞的是以战代练，在这世间种种丑恶交织成的巨大沙场中，残酷的杀戮，诡谲的阴谋，魔鬼的诱惑……这期间但凡是运气差一点的都早就投胎去了，可谓九死一生，虽然残酷却很有效，没有什么能比在生死一瞬感受到的经验更深刻了。
在他的意识中，打仗那是绝对不能有一丝水分的，一点点的纸上谈兵都可能演变成死无葬身之地的结局。多年来，他就这样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一来一去，实践被不断的扬弃（注23），就如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那样，对兵法这门杀人的艺术他也有了一定的直觉。
有时候重读《孙子》，他总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啊呀，原来如此啊，怎的先前不曾想到？！”，只因他文化浅，不知道如何形容，最终也只能感叹一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注24），所以说，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注25）。因此必需首先做好最坏的打算，而后竭力往最好处去做，可如果一开始便无法接受失败的后果，那么赶紧打消念头吧。
对辛三来讲未虑胜先虑败已经习惯成自然，经年累月的战斗经验令他深刻的知道，现实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即便在占有巨大优势稳操胜券的时候也难保不出现让人无可奈何的情况，比如最后被对方抱着同归于尽，比如这次。
而若见事不可为，则必需勇敢果决，切不可缠杂不休。说来很容易，行之却艰难，对于在马上讨生活之人来说这真是关乎性命的第一紧要之事，因为马贼的关键优势就在于“来去如风，一击不中，飒然远扬”，一旦被绊住，那就万事皆休了。今古传承，历来各家马贼的战术都是大同小异，可凡是贯彻了这一点的，大多都获得了成功。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元末之初，汉地最著名的两股大贼分别是花山贼和上马贼，号称南花山北上马，他们呼啸南北，而元廷不能制，为之后的红巾军大规模起事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
“中原上马贼剽掠淮汴间，朝齐暮赵，朝廷不能制。上马贼百十为群，突入富家，计其家赀，邀求金银为撒花。或劫州县官库，取轻资，约束装载毕，拘女支女，置酒高会，三日乃上马去，而州郡无武备，无如之何。”
要论声威之盛，花山贼较之上马贼更为显赫，他们曾以三十六人败数万元军。
“南花山，集庆花山贼也……至正七年，沿江盗起，剽掠无忌，有司莫能禁……集庆花山贼三十六人，官军数万，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
“中原红寇未起时，花山贼毕四等仅三十六人，内一妇女尤勇捷。聚茅山一道宫，纵横出没，略无忌惮，始终三月余。三省发兵，不能收捕，杀伤官军无数。朝廷召募盐徒朱、陈，率其党与，一鼓而擒之。从此天下之人视官军为无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盗贼充斥，其数也夫。”
若给历代马贼排一个英雄榜，位居榜首的当属明末的张献忠，外号“黄虎”，其屡降屡叛，杀人如麻，后窃据四川，自封大西王。据《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泌城等处》记载：“献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也若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堕其术中，而不觉耳。徐以显尝教献忠孙吴兵法，自是进不可御，推不可追，事事与虚实一篇相应，真猾贼之难制者。”
类似的记载实在太多，可史籍中却很难见到他们描述用兵之法的记录。观察这些记载，显见这些人对用兵之法都有着朴素的认知，但尚未将其提升至普遍的阶段，甚至是还停留在很低级的层面，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出身都很低微所以教养很差，或者别的原因导致的。
然而，万物皆类，以类知之（注26），既然知道如何指挥运用马贼，那么触类旁通，自然就可以知道骑兵作战的一些道理。
虽然马贼与骑兵非常不同，但马贼的关键优势却也同样是骑兵的关键优势，这就是速度，其它所有的优势都以此为基础。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注27）
迂为远直为近，迂即是慢，直即是快，患即是危险，利即是机遇。而快慢相随，动静相形，远近相成，危险与机遇并存，当快到一定程度，慢相对快就成了静止的，因而快对动慢对静，如此则可以迂直易位，可以危险变机遇，我若以动制静则主动权在我，是否战、何时何地战、如何战皆由我心意。
孙子曰：知战之地，知战之日，自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注28）
老子曰：善行无辙迹（注29）。诚哉斯言！
兵者，诡道也，隐藏真实意图，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使敌圆不能行，方不能止，所以行军打仗就如同变魔术，魔术的奇妙全在障眼法，这与兵法相通，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朝起黄河暮宿长江，今时北进明朝南击，远观之其合兵细看之又四散无形......
如此，战争的节奏尽在掌中矣！
于善战者而言，敌人的防御就如门户洞开的美女，随我心意自由出入，敌人的进攻就如美女的欲拒还迎，我又何须用强，如此不是更增趣味？
如此看来，用兵之道应效仿庖丁解牛，当厨神丁（庖丁）把牛大卸八块后牛还很悠闲，浑然不觉痛楚，更不知自己已死，这大概就是用刀的最高境界吧！
用兵之道不也是如此么？敌人尚无所知觉之时已经被击败了，这才是合于天道自然的事情啊！
……
“大哥！”
见辛三来到门外，一体胖腰圆的汉子快步上前。
辛三认出这是跟随老四去抓捕护院首领家小的数人之一，拿眼一扫，见旁边一个瑟瑟发抖的女人牵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辛三瞥了这个憨态可掬的家伙一眼，淡淡的吐出一个字：“杀。”
注1：引自《哲学史讲演路》（德 hegel）
注2：引自《黑客与画家》（美 保罗格雷厄姆），有改动。
注3：引自《孙子兵法》
注4：引自《吴子兵法》（战国初期 吴起）
注5：引自《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虽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说的是战略防御的原则。”——李得胜
注6：引自《思想》（法 拿破仑）
注7：引自《司马法》（成书时间有争议，作者未知），有改动。
注8：引自《孙子兵法》
注9：引自《吴子兵法》
注10：引自《司马法》
注11：引自《小逻辑》（德 hegel），有改动。
注12：引自《小逻辑》
注13：引自《大逻辑》（德 hegel）
注14：引自《小逻辑》
注15：引自《小逻辑》
注16：引自《大逻辑》，有改动。
注17：引自《道德经》（春秋末期 李耳）
注18：引自《小逻辑》，有改动。
注19：引自《哲学史讲演录》
注20：引自《大逻辑》
注21：引自《实践论》（中 李得胜）
注22：“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史记》
死于长平之战的赵军粗略估计约为45万。
注23：“扬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术语。可以参考《大逻辑（上卷）》（杨一之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第98页。
注24：引自《礼记.中庸》
注25：引自 《道德经》
注26：引自《鬼谷子》（成书年代有争议 王诩）
注27：引自《孙子兵法》
注28：引自《孙子兵法》，有改动。
注29：引自《道德经》